与之前有关党内法治的研究相区别，本文所作的理论工作是：立基于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对党内法治的法理意涵、历史源流、制度基础、实施机制以及法理价值作出整体性的法理论证。

[16]在本案中，由于盖勃平日里树敌很多，他在医院被谋杀的概率很高。由此可见，无论是条件说还是原因说，都是以位于因果流程之中的一个条件(行为人的行为)作为考察对象。

(二)对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 首先来看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标准。由此可知，在判断行为相当性时，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明显优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这种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带有浓厚的规范色彩，本文将其称为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本案中，对于乙死在手术台这个结果而言，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处于因果流程之中，并且该因果流程具有相当性。[53]在这种背景下，试图用原因说这种过时的因果关系学说来弥补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缺陷，注定无法取得成功。

[24]尽管恩吉施本人并不属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阵营，但是他所提出的两次相当性判断理论被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采纳，由此确立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分析框架。[76]另外，在学说兴起的时间上，如果对相当因果关系说在不同国家的兴起时间做横向比较，有可能会出现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先而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后的现象。但在给定支出增量的前提下，将加大的惩罚用于威慑故意杀人，比之用于威慑故意伤害，前者是一种显著优化的投资方案，因为减少杀人案件和减少伤害案件是不等价的回报。

刑事司法裁判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过程，所有的证据和信息被编码之后进入运算。受害人虽有过错，但过错在先，是构成防卫情节的过错，而非导致死亡的过错（比如延误医治或处置伤口不当等）。当辩护律师公开上述主要辩护理由之后，有媒体甚至猜测该案会出现惊天逆转。当然，后果主义立场并不完全忽略道德义务论，但它会把道德义务论还原为一个经验要素来对待，亦即考虑冲撞公众道德直觉所要付出的代价。

简单地说，即使林森浩只想伤害黄洋而没想要杀死他，但在追求伤害的同时，他放任了黄洋的死亡。只要潜在的罪犯设法控制伤害后果，努力避免判断失误，则其就有更大概率获得较轻的惩罚

不止于欢母子，就连公司员工也没感觉到会发生危险态势，否则不至于拖延到晚上十点多才决定报警。其一，投毒未到致死量是一个伪命题。法律教义的理论检验是创制法律教义的组成部分，此过程应该先于法律教义的实践检验。而当B值低于零值时，该故事的发生意味着当事人投入的避免成本是比B值更低的负值，亦即当事人朝追求该事故发生的方向投入了足够的成本，此时就会构成直接故意杀人。

粗略地说，当且仅当行为人确信其行为不会导致受害人死亡时，才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发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田继伟投毒案，恰好可以为此提供讨论素材。次日早上，黄洋饮水后出现干呕现象，遂入院治疗。假定黄洋中毒后侥幸活了下来，那么法院自然会首先考虑故意伤害，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林确信投毒量足以致死（这将构成故意杀人未遂）。

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行凶发生于警察到场之后，此时于欢母子面临的危险--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减轻而非加重。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法律教义是天生的免检产品。

法律的面孔永远是刻板的，法律教义充其量是给它增添几副面具，但真正能够让法律面孔生动起来的，是法律和法律教义共同遵循的实践逻辑。鉴于时下主流法学界对后果主义一贯抱持的批评态度，本文在开篇之处对后果主义作一个简单辩解。

而如果行为人没有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足够的措施，那么就意味着事先看来行为致死的概率很高，此时致死就是行为人放任或追求的结果，因此构成故意杀人。2.只是故意伤害？ 虽然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主张，但被法院拒绝采纳。刑法因为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成为最具道德色彩的法律。法律教义和法律本身一样，必须在社会总体福利的规范性目标之下经得起检验。如果借助汉德公式，那么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区别就可以被观察到。由于主观方面不可观察，故而无论是将其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作为辨识不同犯罪的区分依据，都只是暂时的敷衍，因为刑事司法实践的所有操作性依据最终只能是行为和后果。

只要潜在的罪犯更容易理解和感知刑罚的威慑，那么就更不可能在控制犯罪后果方面心存侥幸。第五，于欢亮出凶器，这应被视为一次严重的挑衅，而受害人等面对此挑衅的反应并无反常，也完全在于欢的预料之中。

不同的理论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模式，好的理论可以减少数据处理中的偏误。三、法律教义的理论检验 前文的分析为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找到了依据，同时提供了一套操作流程，简化版的推定-反证法则可被视为一条操作性法律教义，下文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检验。

而林森浩却是唯一能以合理成本避免该事故的当事人。但若反证仅限于证明行为人在作案过程中遇到了他无力控制的因素，则不能推定为故意杀人未遂，因为另一种可能--行为人同时采取了控制行为后果的足够措施，此时无法被排除。

这就是为什么按犯罪构成理论处理刑事案件很容易陷入困境的诸多原因之一。如果刑法对故意伤害的处罚与对故意杀人的处罚同样严厉，那么罪犯就更可能杀死受害人以消灭证人，因为那样做将显著降低他被警察抓获的概率。就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而言，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比推定-反证法则更好的操作性法律教义，但仍有两个备选方案有资格参与竞争：一个方案是不创制任何法律教义，把问题留给司法者去自由裁量。倘若采用理性人标准（the reasonable man standard）来界定过失，则结论确实如此。

但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被害人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已于2016年5月23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死因排除受害人过错的前提下，致死就只能归咎于伤害行为，而于欢却没有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作案工具，也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捅刺部位，更没有控制捅刺的力度。

其主要理由是：（1）投毒未到致死量。但犯罪目的不等于犯罪意图，以目的取代意图，正属于前文讨论的典型错误。

本文将要论证一种与法学界主流意见及一审、二审判决都完全不同的意见，亦即认为应判处于欢故意杀人罪。当然，后果主义立场并不完全忽略道德义务论，但它会把道德义务论还原为一个经验要素来对待，亦即考虑冲撞公众道德直觉所要付出的代价。

故而，较之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的主观恶性较小，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也较小。这种实体法上的区分虽然貌似清晰，但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一旦切入到司法实践的具体语境，要件识别就不顶用了。林森浩明知其投毒行为会伤害黄洋，却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此属于伤害的直接故意。后果为锚的观念，也同时挑战了犯罪构成理论。

即使无果而终，它也可能带动一系列延伸性的思考和探索。由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观察，司法者只能根据客观方面去推测主观方面，所以刑法上所有描述主观心智的概念，诸如目的和动机、故意和过失、蓄谋和冲动、有无认识错误以及是否忏悔之类，都最终只能表现为对犯罪行为和后果的描述。

提出不能以结果推定意图，则是为以犯罪目的来取代犯罪意图做好铺垫。辩方律师根据动物实验中二甲基亚硝胺的半数致死量（37毫克/千克）和黄洋的体重（65千克），测算了黄洋服入二甲基亚硝胺的致死量（2.405克），但这种测算毫无科学性。

但若法律实施的短期收益和远期收益之间发生冲突，则后果主义坚持对远期收益进行贴现折算后进而最大化两者之和。倘若致死确实是出于行为人过失，那么就意味着行为人发生了认识错误，即行为人低估了致死概率。